发布时间：2026-02-09 09:21:15 人气：
选自张鼎丞：《中国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福建 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第65—81页。
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未能粉碎的第五次“围剿”,中央 主力红军于1934年10月，在江西会昌、雩都一带突围，离开中央苏区， 开始进行长征。当时在中央苏区还留有部分主力红军和地方部队，由项 英领导，坚持“保卫苏区”的方针。长征的主力红军已远离苏区后， 仍然保有很大的兵力在中央苏区进行“清剿”。我们的红军虽然 在瑞金、会昌之间进行过顽强的战斗，并消灭敌军第三师的一个旅，但 是由于仍然采用硬拼硬打的办法，因而不仅未能挽回严重的局势，而且 整个中央苏区都被敌人占领了。在硬拼硬打中，指战员伤亡严重，武器 弹药消耗很大，造成给养困难，补充竭蹶。留在中央苏区的一万多红军， 没有多久时间就被敌人打垮了。
在敌人大举“清剿”的情况下，项英、万永诚等仍然坚持王明 路线。他们不是根据具体情况，作战略的退却，及时考虑如何坚持游击 战争，与敌人作长期的周旋，而是在所谓“保卫中央苏区”的方针下， 一切措施仍是与敌人作殊死决战的部署。所以福建省级机关迁到长汀的四都后，军区虽然保有两个主力团(十九团和二十团)和许多游击队， 但是他们不是分散打游击，却集中在四都区的狭小的圈子里，进行“保 卫苏区”的战斗。由于乱拼乱打，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全部失败了。
主力红军被迫长征前，对鼎丞说：“你还是回到闽 西去，那里你熟悉，可以坚持，可以发展。”1934年12月，项英和万 永诚等也同意让鼎丞回到闽西的岩、永、杭地区领导游击战 争，当时要鼎丞以福建省委代表的资格去指导工作。但项、万等同 志只给任务，并没有给武装部队，鼎丞和刘永生、范乐春、陈茂辉 从永定留汀难民中，动员了一些人带上八支步枪和一些手榴弹回到闽 西。当时在敌人层层封锁下，我们夜行日宿，赶回岩、永、杭。我们经 过上杭才溪附近的山上时，碰到上杭独立营剩下的一些。他们缺乏 游击战争经验，而且给养十分困难，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因此，我们 把他们带到永定地区，帮助他们解决冬衣和给养，然后又把他们送回到 才溪附近的山上，坚持斗争。可是后来万永诚还来信，就这件事情 严厉地批评了我们，说我们把上杭独立营的带走是错误的。
当时在岩、永、杭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主要是由邱金声、邱织云、 魏金水、伍洪祥、王胜等领导的红军独立第八团和各县区的游击队； 此外，在宁洋和连城地区坚持游击战的还有方方、吴胜、谢育才、罗桂 华等率领的红军独立第九团。独立第八团是在1934年夏，由中央 军委派遣到敌人后方——龙岩至漳州的交通线上活动的，主要任务是破 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牵制敌人向苏区前进。独立第八团是一支很好的部 队，他们已经在龙岩、永定、南靖等地建立了游击基地。我们达到后 就与红八团取得联系，并以这支部队为骨干，布置坚持长期的游击战。 1935年春，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率领红军第二十四师一个营从江 西突围，冲过敌人的重重封锁到达永定西溪赤寨，和鼎丞会师。这 时候红军独立第九团也由宁、连一带转移到岩、永地区。由于红八团和 红九团已重新会合，便能互相配合对付敌人的“清剿”。
在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反动派妄图彻底摧毁苏维埃政权， “一劳永逸”地人民的革命运动，以恢复豪绅地主的反动统治，于 是集中了一切力量对红军游击队，进行空前残酷的“清剿”。
敌人在1935年1年中，仅在闽西南地区就布置了正规军第三师、 九师、十师、三十六师、五十二师、七十五师、八十师、八十三师等八 个主力师，并纠集了一切地主武装进行“清剿”。经过一年的严重斗争， 到12月间，敌人开始将第十师、七十五师、八十三师、三十六师先后 调走。但在两广事变后，又从广东调来三个广东师接替“中央军” 继续“清剿”。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37年8月国共合作抗日时为止。
“清剿”军的指挥部设在龙岩城，以李默庵、李玉堂为指 挥官。敌人的“清剿”计划，在三年中分为五期进行：1935年1月至5 月为第一期；7月至12月为第二期；1936年3月开始为第三期(两广 事变爆发后不久就停顿了);两广事变后，第三、第九等师进行“清剿” 为第四期；1936年11月粤军入闽“清剿”为第五期。
在“清剿”初期，敌人曾扬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闽西“残匪”。在“清 剿”开始时期，敌人的战术特点，是集中使用兵力，采取分进合击的战 术。如进攻岩、漳边区时，集中了三个旅的兵力进行“搜剿”;如发现 我部队，则不论地形如何险要，死伤多重，都要猛打猛追。在竹子板战 斗时，敌人采用密集冲锋，我们则据险反击。在一个山沟里，敌人就死 伤了100多人。但是敌军官不顾伤亡惨重，还是强迫士兵冲锋，拼命地 进行“追剿”。敌人的口号是“以十换一，就是胜利”,妄图与我拼消耗 来消灭我军有生力量。
到了第一期末和第二期初，敌人的战术改变了。在这以后敌人采取“驻剿”、“堵剿”、“搜剿”、“追剿”同时并用的战术，比初期更为残酷。 敌人的部署是将部队分为“搜剿”、“驻剿”部队，将“搜剿”部队放在 机动地点，经常四处活动，进行所谓“搜剿”;而将“驻剿”部队分散 在各地，建筑炮楼、堡垒，以封锁我们的交通，限制我们的活动，并配 合“搜剿”部队的行动。整个闽西地区，不论城镇和乡村，不论高山或 要道都布满了炮楼和碉堡。如龙岩的白土，方圆不过十多里的地方，就 有70多个碉堡。龙、漳公路沿线，每隔几百米就筑起炮楼碉堡，驻守 部队，而且各炮楼碉堡的火力都可以交叉射击。敌人并修筑公路，架设 电话，企图以此来围困我们，全面进攻我们。
1935年八九月后，敌人又组织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蒋介石集 古今中外的一切反动办法，来对付和红军游击队。保甲制度，是 以十户为一甲，设甲长，一村为一保，设保长，十户为一联保，设联保 主任，在有保甲的乡村内，实行连坐具结，互相监视。如发现不 报告，就要杀头。不但许多群众遭受屠杀，连伪保甲长也难幸免。如龙 岩的白土一次就杀了十多个保甲长。实行“连坐法”的具体规定是：如 有一家通红军被发觉，连坐的十家都要遭杀害。永定的内山，有一个村 子，30多口人，被连坐杀光了；上杭县坑口乡的连塘村，有28户，全 村80余人全部被杀光。其次，实行移民并村，在所有接近山地的乡村， 强迫群众迁到大乡镇去，筑起土围子把群众限制起来，以防止他们所谓 “通匪、窝匪、济匪”。再次，纵火烧山。如龙岩的白土、肖坑周围的 大山小山均被烧得竹木全无。永定的金丰大山，堵树坪的大山则因树大 山深放火烧不了，就强迫老百姓砍树。最后，实行经济封锁。强迫实行 计口购粮、购物。群众从土围子里出来赶集购粮购物，或到山地种田， 一定要有良民证。购买粮食和物品只能限在一定的数量。群众外出耕田 只准每人带够自己个人吃的饭，防止所谓“济匪”。此外每个山头都有 岗哨，组织“守望队”守望，山上、山下、隘口、坑口均有人把守。敌 人梦想借助于诸如此类的暴虐手段来困死、饿死红军游击队。敌人还实行自首政策，散发所谓“自首自新条例”,引诱红军中的 动摇分子出来投降，如果有人投降了，则利用他进行造谣惑众；或引诱 红军家属叫他们或她们的儿子、丈夫回家。在实行自首政策的同时，又 实行屠杀政策，颁布所谓“十杀”口号，凡是所谓“通匪、窝匪、济匪…… ” 的都要杀。
敌人的所谓“清剿”计划和手段，大体上就是这样。尽管敌人的计 划是严密的，手段是极端残酷的，但是，由于他们与人民为敌，最后胜 利的并不是他们，而是和人民。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我们指出了闽西的严重局面，同时也指出了 有利条件。闽西的有利条件主要是：各级党的组织依然存在，并且还保 有相当数量的从土地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干部和红军游击队；经过土 地革命教育和战争锻炼的广大群众仍是倾向我们的；独立第八团和第九 团，在游击战争中已经建立了基地，他们与广大群众的关系是血肉相联 的；闽西有崇山峻岭、茂林密竹，是适合开展游击战争的。反之，国民 党反动统治与广大人民之间则存在着严重矛盾，豪绅地主回乡后要反攻 倒算、夺土地、收老租、逼老债、强迫回婚等，这就势必引起广大群众 的强烈反对。此外，反动派内部存在许多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在加紧进 攻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运动正在逐渐展开，这些都是对我们有利的。
因此，我们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坚持游击战争的方针：即“开展 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保存有生力量，争取广大群众，在群众支援下，运 用灵活的游击战术打破敌人的‘清剿’计划。”
根据这一方针，我们首先把红军游击队、独立第八团和第九团变为 武装的政治工作队——会打仗，会筹款，会做群众工作的部队，以适应新的更加艰苦复杂的游击战争环境。我们做了如下的工作：
1.我们一切都为了群众，把保护群众的利益作为我们的出发点。 游击队需要有起码的给养，没有粮食是不能生存的。但是，敌人极为残 暴，如果群众卖粮食给我们被发现，是要被杀头的。所以，游击队开始 采取突然到保长、地主、富农家里买粮食的办法，买了照样给钱，使他 无话可说。而且在群众中造成这样的观感和影响：“保长自己也卖粮食 给红军”。这就使“窝匪”、“济匪”不得不成为保长、地主们要保守的 “秘密”。随后，我们才到群众那里去买，并向他们进行宣传解释工作， 经过反复多次，我们就逐渐与群众建立了联系，有时还可以去开会做工 作。保长、地主们卖粮食给我们，群众也卖粮食给我们，谁都不说谁， 大家心照不宣。于是，“通匪”、“窝匪”或“济匪”的条规和严刑峻法 就统统被抛到粪坑里去了。
2. 我们利用群众到城里买东西的机会，让游击队化装在路上等候， 将群众买的油、盐、肉等东西，照价给钱转买过来，又向他们宣传解释， 并且教他们去向反动派报告，说：被“匪”抢了。这样，使群众既得钱 又安全，做个“白皮红心”的拥护红军的工作者。因此，群众很乐意为 我们购买东西。
3.红军游击队处处为人民。如游击队在山上，自动帮助群众做纸， 帮助群众砍竹麻、砍木料而不要工钱，群众当然喜欢我们，愿意为我们 送消息。我们用各种办法去联系群众，又通过我们联系的群众再去联系 其他群众，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始终同广大群众心心相印，血肉相连。
4. 群众要求我们撑腰的事，尽力去办。例如，群众受不了反动派 的摧残，要求我们去那些反动分子，特别是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 我们就去除暴安良。顽凶得手以后，叫群众去报告联保主任说：“红军来杀人啦!”这样杀了反动分子，又可以使群众不受牵累，不受军阀 摧残，愈来愈多的群众就更加相信我们了。
5. 做好“壮丁队”的工作，同他们约定：当他们奉命来烧山、搜山时， 预先秘密通知我们或朝天打枪，以便我们能够及时地转移。
总之，我们时时刻刻为群众谋利益，替群众想办法对付敌人，我们 就可以克服各种困难，红军游击队也就能生存和发展起来。
我们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的，所以，红军游击队的纪律 是非常严明的，每个指战员都要自觉地遵守纪律，以实际行动来争取群 众。譬如龙岩的十八乡，过去在立三路线时期曾被我们烧杀过的，又受 反动派的欺骗宣传，群众害怕我们。当红八团第一次到那里的时候，各 村群众都上山去了；红八团的们虽然做了许多宣传工作，但群众还 是躲在山上不敢下来。有一天恰巧是下雨，又是农忙收稻子的时候，战 士们看见群众的稻子还晒在场上，就自动地收起来；又给群众喂猪、喂 鸡……秋毫不犯。战士们在群众家里煮了一些饭吃，也按价给钱，还留 下一封信说：“我们打扰你们了。天下雨，稻子已收起了，猪也喂过了。 我们煮了饭吃，钱留下，请收起。”红八团走了，群众回家后看到，稻 子果然收起了，猪也果然喂饱了，留下的钱也是从优给价，因而十分高 兴。红军第二次去时，大多数群众不跑了，看见红军没有损害一点东西， 更加相信红军了。第三次去时，群众不但不跑，还欢迎红军，要求红军 在那里住。这就说明，为了维护群众的利益，红军自觉遵守纪律的重要 性。我们的指战员就是这样做的。
我们争取群众，向群众进行宣传工作，办法是多种多样的。在山上 帮助群众砍竹麻做纸是一种宣传，向群众购买物品又是一种宣传。但还 有更巧妙、机智的办法，就是当地主将要收租时，我们决定发动群众抗 租：首先和群众商量，征得他们同意，将写好的标语交给他们去张贴， 标语内容是“收租者杀”。晚上由他们贴好，天一亮又由他们去报告联 保主任，并沿途喊叫：“昨天‘’贴了标语说，收租者杀”。于是，我们的口号就由群众宣传出去了，又由群众去报告联保主任，当然群众 的安全也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但是，仅仅宣传还不能保证地主不收 租，群众要求我们严厉几个收租者，我们也就这样做了。比如，我 们的游击队在永定的西溪乡打埋伏，打死了几个从城里出来收租的人， 事后军来了一个营包围西溪礼田坝时，抓去100多名群众，说是 “通匪”要杀头。被捕群众据理申辩说：“红军早有布告、标语，又由 我们报告联保主任，为何说我们‘通匪’呢?”一无道理，二无 证据，无可奈何，结果只得把群众释放。自此以后，大多数地主不敢随 便收租了，而群众因为不必交租就更加拥护我们。
我们还提出了保护商人，争取商人的政策。这不但是一种政治影 响，同时也是一种实际需要，因为争取商人为我们购买物品器材，就可 以解决我们的困难。先前我们的游击队住在山上，没有群众基础，曾打 过商人载货的汽车，没收了一些物品。后来纠正了这种做法，提出保护 商人的口号，接收他们的物品照价给钱。这样我们就逐渐与商人建立了 联系，也就有了很多方便。
对待保甲长和“壮丁队”,也有个政策问题。1935年春，我们曾提 出粉碎保甲制度的口号，这在当时曾给游击战争造成了一时的有利条 件。但后来敌人采取凶残屠杀的办法，迫使群众再组织保甲制度，不然 就要毁灭全乡全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了群众利益，为了保存革命 力量，允许群众以“白皮红心”应付敌人。我们从各方面了解，保甲长 中不少人是“两面派”分子，而真正忠实于的只是少数人，因此， 我们决定争取保甲长，利用保甲制度来掩护群众工作和保护群众利益。 由于许多炮楼、碉堡都是由地主的“壮丁队”驻守，而农民被迫参加“壮 丁队”,为地主看家，并非他们所愿。所以我们决定争取“壮丁队”。争 取保甲长和“壮丁队”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可能的。我们对保甲 长的办法，是分别对象，晓以利害关系。我们采取的政策是争取好的， 团结中间，打击坏的。我们告诉保甲长们不许危害红军工作人员，不许摧残群众。如军队要保甲长带路搜山，他们可以照办，但事先必 须通知我们或先打枪让我们知道，甚至故意把路带错，使敌人扑空。对 于“壮丁队”则通过他们的家属或其中较好的分子，采取多种方法争取。 并告诉他们，当红军通过乡村时，不能阻止，让红军通过后，可以朝天 打枪，以应付敌人。我们争取保甲长和壮丁队的工作，获得了显著的成 绩。我们利用敌人的组织形式及其矛盾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了不少 保甲长为我利用，争取了不少“壮丁队”守卫的白色碉堡变为我们掌握 的秘密的“赤色碉堡”。
三年游击战争是在异常困难的环境中坚持下来的。我们以4000多 人的红军游击队与数十倍于我们的敌人作长期的斗争，这是很不容易 的。敌人经常用五六个师的正规军来“清剿”,而手段又是那样的残酷， 除军事“进剿”外，还移民并村，遍筑炮楼和碉堡。但我们终于坚持了 斗争，保存了有生力量，取得了胜利。
没有正确的指导方针，要坚持游击战争是不可能的。我们指导游击 战争，始终保持着主动性和灵活性。我们的部队真正做到了迅速地集中 和迅速地分散。集中以打击敌人，分散以争取群众。集中时如急雨骤临， 分散时如疾风顿逝；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变化，采取“化整为零，集零为 整”的游击战术，经常是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打击敌人。
1935年以前，我们接受的任务是在敌人后方积极地牵制和拖住敌 人，借以掩护主力红军进行长征。那时红八团和红九团都比较集中地行 动，到1935年春夏之间，已吸引了八个师的敌人在游击区的周围。这时， 我们从报纸上看到主力红军已到了云、贵、川一带，而留在中央苏区的 红军又因项英坚持“左”倾错误的领导遭受了失败。于是，我们感到所 面临的迫切问题已经不再是吸引敌人，而是应该设法保存自己，坚持下 去。因此，我们确定了游击战争的方针，并进行了周密的作战部署，采取广泛的、灵活的游击战术来达到我们胜利的目的。
在反对敌人第二期“清剿”中，我们的部队分散成一个连，一个排， 甚至一个班单独活动。分散不是消极躲藏或不动，而是为了便于活动， 便于争取群众，更好地配合地方党的工作。同时，可以经常在敌人的碉 堡网中穿梭活动，捕捉敌人的哨兵、通讯员和地方上的反动分子，使敌 人不敢轻易出来骚扰，使反动派不敢轻易收捐收税。这一切都受到群众 的欢迎。
我们采取迅速集中或迅速分散的战术，常常出奇制胜。在1935年 六七月间，红八团在强敌跟踪“追剿”下，边打边退，迅速地分散，摆 脱了敌人的“追剿”。团长邱金声就经常带着一个基干连，机动灵 活地打击敌人。1935年12月某日，正当李默庵大肆宣传红八团被消灭 了，闽西“残共”不可怕的时候，邱金声率领部队巧妙地进入龙岩 城，奇兵突起，袭击了敌人的陆军医院；不久又消灭了驻龙岩崎獭的敌 军一个营部，毫无伤亡地取得了胜利，从而粉碎了敌人所谓红八团“已 被消灭”的欺骗宣传。
出奇制胜的例子是很多的。如敌人第三期“清剿”时，情况非常 严重。我们活动在上杭的部队化装成便衣队，巧妙地袭击了上杭城的敌 人，活捉了不少俘虏，并缴获了一批药品。另一次，利用夜晚，出敌不意， 袭击了上杭草鞋岭敌人的据点。当我们的部队进入据点抓住敌人的机关 枪时，敌人才发觉，因而我们又毫无伤亡地消灭了敌人，缴获不少战利 品。有时我们一方面广泛地发动游击小组到处活动，转移对方注意力， 以牵制和分散敌人，另一方面则机动地集结一定数量的主力部队奇袭大 股顽敌，聚而歼之；或以游击小组引诱敌人进入我们埋伏圈，由主力部 队迅速地干脆地予以歼灭。这种例子在龙岩或永定举不胜举。此外，我 们还采取长距离的突然袭击的战术。如红九团经过几十里的急行军，突 然袭击平和三莱洲的敌人。红八团还曾巧妙地混入敌人内部歼灭敌人。 这些都是相当出色的战例。
我们的战术是灵活的，游击区是宽广的。我们不仅在原龙岩、上杭、 永定、平和、漳平、连城、宁洋等县保持老的游击区，并且还发展了华 安、南靖和广东大埔等县的新游击区。当着敌人集中力量在我们的游击 区“清剿”时，我们将部队向四面八方分散挺进出击，敌人始终奈何我 们不得。因为我们是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一切是为了群众的利益，所以， 有时候为了群众不受摧残，明知可以消灭的敌人也暂时不去消灭。我们 既要确有把握地消灭敌人，又要照顾到群众。因此，不仅过去苏区的群 众拥护我们，把红军看成他们的保护者，与红军结成血肉相联的关系； 而且在新区也无例外地得到了群众的热诚帮助。如果不是一切为了群 众，如果不是有广大群众作基础，那么,坚持三年的游击战争是不可想 象的。
1935年春，陈潭秋到达闽西后，为了统一领导指挥闽西南地 区党政军民，开展游击战争，4月在永定的赤寨乡召开会议。陈潭秋同 志代表中央决定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有张鼎丞、邓子恢、谭震 林、方方、邱金声、范乐春、廖海涛、刘永生、邱织云、伍洪祥、魏金水、 郭义为等，鼎丞任主席，震林任军事部长，子恢任财政兼部长、 郭义为任党务部长。会议讨论和部署了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为了 加强各县区的工作指导，会议决定方方到龙岩、连城、宁洋等地； 谭震林到上杭；邓子恢到永定以东的金丰、湖雷；鼎丞则留在 永定的西溪、金砂、合溪等地。后来形势稍有好转时，各负责又 回到军政委员会，实行集中领导。1936年2月间，闽西南军政委员会 又在上杭双髻山召开第二次会议，总结了反“清剿”斗争的经验教训， 并根据党中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确立在 闽西南开展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会议还决定邓子恢、谭震林 任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由于当时处于地区分散的游击战争状况，军政委员会还建立了武装交通队，保持同各县的联系，规定了内交通和外交通 的规则，通讯联络的组织是非常严密的。军政委员会机关的生活制度、 工作规则大家都要绝对遵守。因为我们的领导机关是敌人袭击的主要目 标，又处在敌人碉堡网之中，晚上忌火光，白天怕冒烟，这些都是我们 时刻所警惕的。情况紧张时，就及时将机关转移到敌人的碉堡底下去指 导工作。因为我们有了群众，又积累了自己的经验，所以三年来我们的 领导工作是正常的，领导机关是安全的。
闽西各县党组织是严密和坚强的，广大的党员干部是积极和勇敢 的。在敌人长期的和残酷摧残下，闽西党组织经受了最严重的 考验，克服了无数困难，始终与群众血肉相朕，所以经过三年游击战的 锻炼，我们的党组织更加巩固了。
闽西的党和人民，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与光辉 的成绩：我们保持和发展了红军游击队，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的组 成部分；我们保持并发展了党组织，保存了广大干部，始终保持了党与 群众的密切联系；我们保住了广大地区和广大群众的土地革命果实；我 们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了中间势力与我合作，有利于反对敌人的“清 剿”。这些成绩最重要的还表现在巨大的政治影响之上：和人民 的力量是不能战胜的。
第一，坚持发展游击战争、争取广大群众、保存有生力量的方针及 其许多具体政策，都是正确的。我们执行这一方针和灵活地运用政策， 粉碎了敌人的“清剿”再“清剿”。
第二，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当“两广事变”时，我们发布了抗日讨蒋纲领，发表了宣言，提出建立联合阵线，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因而， 我们争取了反蒋的地方实力派(如张河山等),便利我们开展工作。我 们在争取保甲长和“壮丁队”的工作上也是成功的。
第三，干部地方化是保持党与群众联系的重要经验。闽西的许多 主要干部始终是与群众在一起的，即使外来的干部，如谭震林等， 也是地方化了，所以完全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广大群众所熟悉的许多干 部，都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不论在任何严重情况下，都没有离开过 他们，都能始终坚持斗争，因而，大大地提高了群众的斗争信心，共同 坚持到最后胜利。
但是，我们也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较长期间仍存在着“左”的 影响，没有及时地彻底地纠正过来。如红九团在平和城外打炮楼连打了 四五天之久，遭受了严重损失，在回师闽西的途中又受到敌人的包围， 仍然硬攻硬打受到了损失。其次，在执行政策上也有“左”的地方，如 在两广事变时仍然实行土地革命，有些地方一段时间里仍执行“地主不 分田，富农分坏田”等过左的政策。此外，在党内斗争上，也有某些“左” 的错误。如对红八团团长邱金声的个人英雄主义，对团政治委员伍 洪祥的自由主义的斗争中，都不是从教育出发，而是采取不适当的 撤职处分，影响了红八团的团结，削弱了战斗力。这些都是重要的教训。
